企业对高效解纷，胜诉权益快速兑现，涉企案件经济影响“最小化”等的司法需求，与“枫桥经验”理念高度契合。铁山法院汪仁法庭以此为切入点，转变“坐堂问案”模式，向前一步调解、向后一步答疑、抓牢一环督促，探索出一条以“枫桥经验”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新路径。

2025年2月，某建筑公司向铁山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，主张某投资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7000余万元。该案涉工程为地方重点民生项目，第三方审计结论显示工程总造价近4亿元，诉争标的与审计金额存在明显差异。

汪仁法庭洪连法官敏锐认识到，对于此类关乎地方发展与企业经营的重点案件，司法的最佳角色不仅是后端裁判者，更是主动靠前的服务供给者。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涉及复杂合同条款解释与工程造价核算，洪法官根据案件特点组建专项调解团队，开展数次审前调解、专业会审，会同双方对合同文本、工程签证、审计报告等证据进行“对账式”梳理；同时迅速启动“以询代鉴”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造价咨询机构出具技术咨询意见，为争议解决提供专业参考，增强当事人信任度。

“针对诸多争议点，我们援引生效判例阐明裁判逻辑，引导双方审计人员交换意见，释法与说理相结合，逐步缩小分歧。”洪法官充分发挥先行调解的优势，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。

在审前会商、专业会审、技术咨询的递进推动下，双方当事人于7月31日达成调解协议，案件办理周期大幅度缩短，为企业节约诉讼成本100多万元，原、被告双方均向法庭赠送了锦旗致谢。

原告柯某为被告某园林公司的景观绿化工程提供劳务，后双方因劳务标准及金额发生争议，诉至法院。经一审判决确认被告需向原告支付劳务费18万元，被告园林公司收到判决后不服，提起上诉。

“案件上诉不等于矛盾上交，更不等于工作终结。”汪仁法庭黄宇震法官立即做实答疑工作，在耐心安抚原告柯某情绪的同时，主动倾听园林公司的上诉理由与核心顾虑。电话那头的语气从强硬转向柔和，法官综合双方诉求，当天下午便组织判后调解。

面对面坐下来后，黄法官拿着重新梳理的案件材料，给双方当事人算了一笔“明白账”：与园林公司代理人聚焦争议焦点，逐一分析一审判决的事实与法律依据，释明上诉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与时间成本；与柯某则重在疏导情绪，引导其从尽快实现权益的角度理性看待问题。首次未能圆满，法官便不懈组织了第二次、第三次调解，主导双方抛开情绪化表达，就工程量确认、支付期限等问题深入协商，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——由法院从保全账户中直接扣划16万余元向原告支付，园林公司也撤回了上诉。

“我们也不想因为诉讼而影响工程验收，判决书看得头疼，法官当面算的这笔‘账’才真正让人信服，我们愿意‘买账’。”

“当天法院就把款项扣划到位，我的心彻底踏实了！”

判后调解工作收获双方认可，是铁山法院延伸审判职能、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的又一成功实践。法官多做的一点“额外工作”，换来的不仅是上诉状的撤回，更是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理解与信服，是对“程序空转”的有效遏制，最终提升了群众的司法满意度与获得感。

“法官，幸亏有你们的提示书，为付款上了个‘闹钟’！”

今年5月，某建设公司将其承接的工程部分转包给某自控公司，后因工程款结算产生纠纷，自控公司诉至法院。经法院调解，双方约定：某建设公司需在8月12日前支付54万余元工程款，逾期需承担近6万元违约金。

为防止调解协议“止于白纸黑字”，未能兑现为“真金白银”的履行效果，汪仁法庭特制定《履行期限届满提示书》，在距离履行期限还有5天时向某建设公司发送提示书。某建设公司财务部门立即核查，发现因项目资金调度延迟，款项尚未安排。及时调整了付款计划后，某建设公司在8月12日准时足额支付了工程款，并将54万元的转账凭证发至汪仁法庭工作微信号，感谢法庭为公司避免了逾期利息和征信受损风险。

“判决生效并不等于权益实现，我们还配套制定了《督促履行告知书》，看似是多一道程序，实际推进了‘立审执’一体良性循环。”汪仁法庭负责人介绍道。在合肥某公司与天津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，判决生效后天津某公司逾期未付款，法庭通过发送《督促履行告知书》详细列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清单，在强大的司法预警和信用威慑下，天津某公司主动联系法庭和原告，在2天内支付完全部款项。该机制试行一个月以来，汪仁法庭已有近10件案件义务人在收到告知书后主动履行，自动履行率同比提升3%。